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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教育制度以及规则

日期：2007-10-08    点击数：     来源：

清华大学王垠发在网上的《退学申请》已有一段时间了，有关评论在媒体上铺天盖地、众说纷纭。这一讨论本身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王垠的退学到底是不是特别的案例、个人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如果退学事件只是静悄悄地发生，没有网上公布的《退学申请》，那么关于退学事件的讨论早就该偃旗息鼓了。现在的问题是王垠将他的《退学申请》发表在网络这一流传极广的“媒体”，我相信他只是表达心中的失望和自己的追求。而对读者而言，他们显然也有“一肚子话”要说。赞同王垠言行的人把这种失败看作是教育制度的失败，并联系其它案例，把功利的学术评价制度、变味的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教育对于创造力的扼杀看作是研究生教育制度失败的表现；而反对者则认为王垠个人不知感激、只知索取，不认同某些“规则”是这一失败的主因；有人认为王垠本来就该安静地走开，不该损害名校和整个教育的形象。显然，如果将失败归咎于教育制度，那将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失败，而被归咎于王垠个人的失败则是相对于某些规则的主观的失败。看来，有必要分析一下案例中教育制度与“规则”乃至学生个人所扮演的角色。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失败的教育案例：受教育者选择了放弃，浪费了多方的教育成本。在《退学申请》中可以看到，王垠退学的原因在于，国内的学校并没有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作者总结上大学前高考的标准和应试教育的模式对自己创造力的扼杀，读本科期间教学内容的陈旧和与现实的脱离，读研期间学校管理制度和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对个人兴趣和探索精神的伤害。这些并非仅仅王垠自己的感受。对于教育研究者们来说，这些命题已经不再新鲜了，随便检索一下就可以看到，很早就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论述。但是在教育的现实中这些现象依然如故。一名学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作的注解，仍然是中肯的、仍然令人震撼，我们看到的是一名颇有天份的学子在现行的某些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下无奈地挣扎。这便是议论者质疑教育制度的理由，而以论文为中心的学术评价制度成为焦点。对教育的不满是累积的，而 “Paper, paper,还是paper!”使王垠的忍耐达到了极限。

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提出退学？因为以前对于教育制度的忍耐是出于实现“清华梦”的需要，现在这个梦实现了，发现仍然不能使自己满意，这是对整个教育的失望。应当承认，清华大学的培养环境和师资水平以及学术管理的水平，是国内其他绝大多数高校所不具备的：高手的对话、前沿的论争、获取信息和资源的优势、用心的培养……也许“Paper”对于王垠来说并不是致命的，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触动了他这根敏感的神经。但是，以“Paper”为中心的学术评价制度，对于许多学生和教师来说，对于大学的学术发展来说，则在某种程度上是致命的。

对于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的数量，大多数学校是有规定，这是在论文答辩前必须完成的环节。对教师来说，发表论文则是评价教师学术水平和决定是否晋升职称的最为明确的依据。发表论文的刊物的声望、论文的数量当然与师生的学术水平有关系，我们不否认个别人能不断有新发现、新创见，但是大多数学者一生能做两三篇像样的文章就不错了，学术水平的高低绝对不是由文章的数量所标志的。但是数量的比较相对于质量的评价更容易。当进入现行的学术评价程序后，学术水平最后很自然地变成了论文发表数量或者与之相关的科研经费数量的比较，于是追求数量的各种乱象开始出现：拼凑、购买版面、贿赂编辑、抄袭剽窃、搭车挂名等等，甚至研究就等于写作。那些“慢工细活”的学者当然吃亏，一股学术浮躁的气氛不断蔓延，简单化的评价方式成为学术发展的“低水平陷阱”。大学学术评价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我们的学术评价的广泛性、专业性和学术性明显不足，这与我国的学术和学校管理体系关系密切。我国正在运转的这套教育制度体系在改革中缓慢前行，在奔涌的社会改革的大潮中已被冲击得千疮百孔，也成为诟病的焦点。王垠退学事件虽是个案，但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制度原因不容否定。

那么，“规则”又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根据《退学申请》和有关评论，招致王垠反感和另外一些人认同的规则大概是：必须花费精力去写作，因为论文的数量决定研究基金和课题的获得，而这些又决定了单位的经济状况和研究条件；而且导师的安排必须要听从，即使导师将学生当做简单劳动力使用，等等。这些规则在王垠看来都是只让他浪费时间、消磨锐气。获得研究基金的途径这方面，实际上有更流行的一些潜规则——国内一些课题、研究基金的获得，不仅仅是靠发表成果的多少决定的，而是需要人际关系、幕后交易。不会走关系只懂研究的学者往往被边缘化。没有课题经费的支撑便会扼住天才的脖子。至于学生给导师打工的规则，在其他高校也是比较普遍的。当代的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已经是传统的教育理论所无法概括的了。经济关系已经成为其中的一种重要关系，但不是市场规则所界定的经济关系——学生劳动的付出一般不会得到相称的报酬。在近十年以来，博士生习惯在背后称导师为“老板”，就是对这种关系的一种反映。很多导师确实很像老板——花大量精力搞社交拉项目，掌握经费的使用，组织管理研究过程，研究工作主要由学生完成……为什么在更为令人反感的“规则”下，中国的绝大多数学生尚能继续自己的学业，而王垠却选择了退出呢？他是一个天才，他像珍惜眼珠一样珍惜自己创造的激情——尤其是为了梦想长期压抑这种激情之后，以至于忽略了导师们的辛苦栽培。假如王垠将来做出自己满意的研究成果，他将不反感写作，也许还会认同某些规则。然而，他觉得在这些规则下他不可能。

其实，规则也是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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